本報評論員 張天蔚

人民對未來的最大期待，只能是祖國的強盛和富足。因此，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終必須落實為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的自信。而在建立自信的過程中，官員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未必一定能帶動公眾的自信，但如果總是有官員以裸官的方式表現出對道路、制度的不自信，卻一定會動搖公眾的自信。

中共中央近日印發《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其中明確規定6種干部不得列入提拔考察對象，其中包括“群眾公認度不高的”、“有跑官、拉票行為的”、“受到組織處理或者黨紀政紀處分影響使用的”等。其中尤以“配偶已移居國（境）外；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即俗稱“裸官”，格外引起輿論高度關注。

裸官現象由來已久，以裸官之身聚斂財富，隨后向境外轉移財富，或干脆攜款移居或潛逃國（境）外與家人團聚，亦絕非孤例。對于那些裸官兼貪官來說，官位、權力及隨之可以支配的社會資源，都成了聚斂個人財富的“富礦”，而非為國家、社會、公眾服務的責任。而每一個被曝光的裸官外逃事件，對所有中國人都是一次深重的傷害，因為人們看到是一個對祖國沒有情感、對黨沒有忠誠、對人民沒有責任，卻依然可以身居官位且借此巧取豪奪，而且隨時準備棄祖國而去的小人、惡人。

客觀而言，裸官并不必然等于貪官。作為獨立的個人，官員的配偶、子女向往國外的生活，或對自己的人生有不同的規劃，也是其應該享有的權利。正當的移民、移居，并不觸犯法律，也不會因為其官員親屬的身份而受到法律之外的限制。

但是，如果官員鼓勵甚至刻意安排自己的親屬移民、移居，而至自己成為“裸官”的程度，則無論是黨的組織還是一般公眾，都會對這位官員產生本能的懷疑。這種懷疑甚至不需要另外的跡象佐證，也會“油然而生”，因為不信任裸官是最樸素的政治敏感。基于這種樸素的敏感，不給裸官以繼續提拔的機會，不使其掌握更大的權力，就應該成為官員管理制度中的重要原則。

之所以把不信任裸官稱為最樸素的政治敏感，乃是基于以下更樸素的判斷：如果一個人對所服務的體制還有基本的忠誠，對所生活的社會還有基本的認同，對祖國的前途還有基本的信心，都不會做出讓自己最親近的人全部移居國（境）外，唯獨留下自己孤身“堅守”的安排。這種有違親情常理的安排背后，即使沒有貪腐的動機和行為，也足以證明裸官對體制的忠誠度不高，或對社會的信心不足。

中國社會正處在快速發展和艱難轉型的敏感期，不同群體和個人對社會前途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判斷，有人堅信中國必將崛起，也有人憂心忡忡地擔心可能的混亂。不同的判斷之下，以合法的途徑、方式做出各自的選擇，都已經沒有法律和制度的障礙，也早已為社會輿論所接受。但唯獨官員不在此列，因為各級官員是這個社會的管理者，把國家、社會交給一群對體制沒有忠誠、對社會前途沒有信心的人管理，想想都讓人心驚。更何況，沒有信心還要“堅守”，也太容易讓人猜想其“別有用心”。

以中國之大、人口之眾，無論如何敞開國門，也無論中國的未來如何發展，普通民眾中能夠移居國（境）外的人數總是少之又少。人民對未來的最大期待，只能是祖國的強盛和富足。因此，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終必須落實為中國人民對國家未來的自信。而在建立自信的過程中，官員表現出足夠的自信，未必一定能帶動公眾的自信，但如果總是有官員以裸官的方式表現出對道路、制度的不自信，卻一定會動搖公眾的自信。這個并不復雜的政治課題，卻需要下極大功夫解決。《條例》的相關規定，讓公眾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