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決定中之字未提房價，這意味著，政府調控樓市的思路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房地產協會副會長、亞太城市發展研究會秘書長卞洪登近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未提及房價，但卻強調了兩點：一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二是保護農民的財產權利。就此分析，未來對樓市的調控應該更主要依靠市場的手段，因此“限購”、“限價”等行政調控手段應逐步退出市場。

那么，三中全會后，樓市調控政策是否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連日來，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針對三中全會后樓市調控政策可能發生的變化，專家們有著不同的解讀。

行政調控將漸行漸遠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決定》全文兩萬字，涉及房地產領域的主要有兩處。一是第18條中“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動改革”；一是第11條中，“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對此，北京市房協秘書長陳志在媒體上撰文提出，“面對行政化調控‘越調越漲’的怪圈，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出的藥方是：調控回歸市場化，完善土地供應和房產稅改革。這些將成為調控樓價的主要手段。”

在11月18日“財經年會2014”的分論壇上，德意志銀行亞太區投資銀行執行主席蔡洪平認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句話隱含著對過去10年房地產調控的批判，也意味著以后不會再像過去十幾年那樣調控房地產市場。

記者就此詢問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她認為，三中全會強調的是兩個方面：“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但大家在解讀時只關注了前者，忽視了后者。“三中全會的方方面面都會對房地產市場有影響。”

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副會長朱中一認為，2010年以來的調控政策，如差別化的信貸稅收政策、雙向調控的思路（既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支持自住性購房，又抑制投機性購房）在方向上是正確的。至于一些城市在一定時期內采取的限購政策和少數城市在審批商品房預售環節采取的限價措施，也是在市場化調控政策未出臺前的階段性措施。而且，以抑制投機投資為導向的限購政策在一些地方是利大于弊的。朱中一同時提醒，若要實現2020年的改革目標，有兩個問題要小心處理:一是如何把一些地方現行的限購、限價等調控政策、措施向《決定》明確的改革方向穩妥過渡；二是目前房地產市場地區差異性很強，怎么樣因地制宜地落實《決定》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格外關注《決定》中提到的“加快推進住房保障”。在他們看來，這不僅是指保障房建設，而且提出了房地產調控的目標。

秦虹認為，《決定》對房地產影響最大的是保障性住房要覆蓋常住人口。

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將此解讀為，政府將更多地采取市場化手段，從供給上下功夫，來著力應對一二線城市房價高企的問題。

曾有過多年房地產從業經驗的北京大學教授陳國強認為，市場化發展成為方向，行政化調控將漸行漸遠。“今后會更多地利用市場化思維、機制來引導，通過稅收、經濟等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手段。”陳國強認為，近年來的房地產市場調控，以限購、限貸、限價等為手段的行政化調控色彩明顯，有形之手無處不在、隨時顯現，無形之手則常常無影無蹤、難以施展。盡管行政手段簡單靈活，出手快見效也快，容易實現短期目標，但是行政化調控極易扭曲市場關系，模糊市場信號，擾亂市場節奏，從而埋下諸多隱患，帶來更多更深的困擾。房地產市場的行政化調控教訓即在于此，過度迷信行政手段，無視市場機制，忽略市場規則，雖可能一時滿足短期目標，但無助于行業中長期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