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另一質疑來源于中國消費比率過低，“唱衰中國者”以此作為依據認為：低消費率不能保證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將推動資產泡沫導致中國經濟的全面崩潰。技術進步與生產率提高是經濟增長的根本源動力，但不投資就沒有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提高，更談不上消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的經驗也表明新興經濟體的起飛大都依賴于儲蓄與投資，而僅僅依賴于消費則最終將導致新興經濟體債臺高筑，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陷阱，這樣的案例以阿根廷最為典型。因此，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根本源動力仍然在于投資，并在此基礎上合理提高消費水平，平衡投資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而不應當過度盲目地提高消費水平而壓抑投資。“唱衰中國者”僅就此便斷定中國經濟將走向崩潰無疑是荒謬的。“唱衰中國者”不應當不知道，中國雖然消費占比低于發達國家，但發達國家的消費其實是過度與畸形的，根本不應當作為可比的標準。此外，“唱衰中國者”也忽略了中國經濟雖然消費占比略低，但中國消費的增長速度確實全球的佼佼者，2013年增長率達到13%，遠高于GDP增速。同時，中國加速了工資體制、養老保障體制、醫療體制的改革，進一步啟動城市化進程，這些因素均將大大提升中國的消費水平。即使面臨外部需求回落的壓力，中國通過本國消費需求的擴張，同樣能夠吸收中國的生產能力，從而實現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唱衰中國者”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走到盡頭的另一個原因在于中國人口紅利逼近臨界，中國喪失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后將造成中國核心競爭力的喪失。此外，他們還認為中國逼近劉易斯拐點，勢必導致中國工資水平迅速上升，從而壓抑中國制造業的投資，最終使得中國喪失增長的動力，出現經濟的全面崩潰。“唱衰中國者”武斷地將中國經濟增長完全歸因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忽略了制度成本在增長中的影響。在中共十八大后，新一屆的中國政府逐步將簡政放權與制度改革放在其工作的核心位置，僅2013年便取消或下放行政審批事項221項。大量行政審批的取消與下放大大提升了中國的營商環境，新企業的設立出現了新的高潮。中國人口紅利雖然逐步逼近劉易斯拐點將帶來資本收益下降，但制度紅利同樣將促使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

除此之外，“唱衰中國者”最為常用的大棒是一副有色眼鏡，“唱衰中國者”擔心官員貪污徇私、缺乏透明度，從而引發資金外逃與產業衰退。但實際上，2013年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175.86億美元，同比增長5.25%，中國仍然是最為重要的外資流入國之一，并沒有出現任何外資大量外逃的跡象。隨著中國通過一系列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營商環境不斷得到優化，消費市場不斷擴大，中國在長期內仍然是外商投資最為重要的選擇之一。而“唱衰中國者”最為關心的中國腐敗問題，中國新一屆政府顯然以實際行動給予了鮮明的答復。新一屆中國政府強化了治理腐敗在工作中的地位，僅2013年一年便有17名省部級官員因腐敗問題遭到查處。中國政府通過持續的反腐敗行動顯然給投資者打了一針強心劑，“唱衰中國者”引以為憑的依據將不復存在，而又何來的中國經濟崩潰？

由此，我們能夠得出結論：中國經濟增長雖然面對著許多不確定性因素與需要面臨的挑戰，但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遠不像“唱衰中國者”所說的那樣黯淡與悲觀。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增長的基礎仍然存在，而我們所需要做的仍然是繼續著力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提升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相信在中國經濟增長持續快速增長的答卷面前，“唱衰中國”也將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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