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這是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云山、王岐山、張高麗等在主席臺上。新華社記者蘭紅光 攝

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

1979年之前，當深圳還叫寶安縣的時候，是一個典型的邊陲農業縣，經濟發展十分緩慢，是廣東省最落后的地區之一。“寶安只有三件寶，蚊子蒼蠅沙井蠔，十室九空人離去，村里只剩老和少。”這首民謠是對當時落后、荒蕪的深圳的真實寫照。

而當時的中國，還有許許多多的“寶安縣”：生產力發展遲緩，人民的溫飽還未解決，科技教育落后……如何改變這種局面？答案只有一個：改革。

正如后來鄧小平同志所總結的：“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也正如日前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產黨人干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

35年來，我們用改革的辦法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上下同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大門”；十四屆三中全會勾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卸下“計劃”包袱，經濟發展輕裝疾進，勢如破竹；十六屆三中全會樹立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駕馭全球化風浪高歌長進……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開辟了“中國道路”。

如今，深圳早已成為國際化大都市，中國也成為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改革就像一根魔力棒，激活了古老的中國，讓她煥發出蓬勃生機。

改革，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

改革只有起點，沒有終點。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且新問題更復雜、更棘手，接下來的改革更緊迫、更關鍵。

35年改革一路闖關奪隘，取得的成就是輝煌的，面臨的問題也是嚴峻的：我們的鋼鐵、煤炭、水泥等原材料產量世界第一，卻始終處于價值鏈的最末端，缺少“中國創造”；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付出了沉重的資源環境代價，藍天、白云、青山、綠水成為奢侈的需求；人們的錢袋子鼓起來了，對分配不公的抱怨也多起來了……在前進的道路上，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現有利益格局調整等等，成為改革難啃的“硬骨頭”，繞不開的“險灘”。

“如果說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進’，絕大多數人能從改革中受益。那么現在，改革越來越會成為‘卡爾多改進’，利益增進和利益調整并存，兩難情況越來越多。”中國（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處在這樣的時代節點、時間窗口，改革就成了中流擊水、不進則退。那么，靠什么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實現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標”？如何完成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一系列重要指標，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怎么解決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釋放全社會創造活力？答案只有一個：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上坡的路注定難走。

全面深化改革必然困難重重，但天下之事，“為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為，則易者亦難矣”。十八大之后，中央領導層在多個場合表明改革攻堅的決心，“惟其艱難，才更顯勇毅；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

今日之改革，與35年前的改革有所不同。改革開放初期，沒有現成的道路可走，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搬，所以我們提出要“摸著石頭過河”進行改革試驗；而當下的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對于要走的路，要實現的目標，決策者已經有了明確的認識，就不能再單純的“摸石頭”，更要提供“導航儀”，確保在趟深水、過險灘時不滑跌。頂層設計就是這樣的“導航儀”。當改革打響攻堅戰，就需要把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在系統謀劃中扎實推進。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確提出加強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促進，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方法論。

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決定了改革不僅需要頂層設計，還要頂層推動。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所指出的：在這個時候，比認識更重要的，是決心；比方法更關鍵的，是擔當。要想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必須有一個更高、更強的統籌協調機構，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組織保障。此次全會上，中央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釋放出強烈的改革信號，為改革注入了強大推動力。

改革當然會有風險，但不改革會有更大的風險。改革不會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但破解發展中的難題，改革仍是我們唯一、最好的選擇。

實習編輯 艾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