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前，毛澤東和尼克松的會談并沒有涉及“煩人的”具體問題，“幾個要吹的問題限于哲學方面”(毛澤東語)。

毋庸置疑，40多年后的兩國領導人特別會晤某種程度上也需要談談哲學層面的問題，但長達兩天的多場正式和非正式會談肯定不會僅僅觸及哲學問題，與1972年相比，今天中美關系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語。無論如何，中美兩國領導人需要以全球視野、戰略格局、歷史遠見和政治智慧，對未來數十年的中美關系進行“再定義”。

說到底，中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為的是“避免戰略對抗”，其核心在于處理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競爭性共存”關系。盡管兩國高層領導人不斷強調穩定、積極、合作的中美關系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認也不應回避的事實是，外界普遍認為，中美戰略競爭關系已然存在，中國已成為美國的主要戰略對手。

兩國對彼此長期戰略意圖存在著深深的懷疑。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中美兩國社會之間的互疑和威脅性認知似乎并未減少，兩國關系長期健康發展的社會基礎正受到越來越大的考驗。

但無論如何，中美建立非敵對性關系是兩國的唯一選擇，雙邊關系的“漂流”狀態是非常危險的，兩國除了合作之外似乎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基辛格在探析18世紀以來各大國玩弄“勢力均衡”游戲的歷史后指出：“在任何政治環境下，都存在著與意愿不符的因素，也存在著窮其一生都無法改變的因素。這是政治家必須有的一種姿態。而政治家的悲劇性本質正在于要與這種姿態作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