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版活動的猖獗，很自然地激起原作者及原雕印者（出版者）的不滿。人們的著作權和版權觀念，正是由盜版本身催生的。但是，這種觀念由萌生到成熟，卻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上面我們談到了
第一個遭遇盜版的李覯，他在《皇類稿序》中敘及他所作的百馀篇 文章被人盜刻，接著說：“心常惡之，而未能正。”這似乎是今天所
能見到的宋人對盜版行為的最早“表態(tài)”。上引蘇軾給陳傳道的信，
在對盜印表示氣憤之馀，發(fā)出了“欲毀其板”的呼聲。但若是盜印了官府不準印行的文稿，官府可以下令禁毀劈板（這類情況在宋代很多
）；而個人的書稿被盜印，怎樣才能“毀其板”呢？朱熹在許多信中都說到他試圖“追毀”盜版書，但書商已四處出售，十分無奈。朱熹上距李覯已約一個半世紀了，情況依舊如故。看來，要真正做到“毀板”，不僅有全社會的認識問題，還有法律問題。
蘇東坡也難逃被盜版的命運
《榜文》《執(zhí)照》的著作權及版權保護理論由對盜版不滿到采取
防范措施，再到運用法律手段以保護著作權和版權，似乎僅幾步之遙，但卻標志著觀念的飛躍。南宋時，部分編著者、刊書者的著作權和版權意識漸趨成熟，他們試圖拿起法律的武器，終于產生了我們前面所
說的《榜文》和《執(zhí)照》。這兩個文件的論述部分，代表了當時對“著作權”和“版權”的認識水平。《榜文》寫道：據(jù)祝太傅宅干人吳吉狀，本宅見雕諸郡志名曰《方輿勝覽》及《四六寶苑》兩書，并系本宅進士私自編輯，數(shù)載辛勤，今來雕板，所費浩瀚。竊恐書肆嗜利
之徒，輒將上件書版翻開，或改換名目，或以節(jié)略《輿地紀勝》等書為名，翻開攙奪，致本宅徒勞心力，枉費錢本，委實切害。《執(zhí)照》說：行在國子監(jiān)據(jù)迪功郎、新贛州會昌縣段維清狀，維清先叔朝奉郎武，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學者咸宗師之。仰
山羅史君（瀛）嘗遣其子侄來學，先叔以《毛氏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紀》，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話一言，茍足發(fā)明，率以錄焉，名日《叢桂毛詩集解》。獨羅氏得其繕本，校讎最為精密。今其侄朝貢（樾）鋟梓以廣其傳。維清竊惟先叔刻志窮經，平生精力，畢于此書。倘或其他書肆嗜利翻板，則必竄易首尾，增損音義，非惟以辜羅貢士鋟梓之意，亦重為先叔明經之玷。
這兩件文書，都是官府根據(jù)刻書者的申請而正式發(fā)出的公文，具有法律效力，代表了當時官、民的共識。他們對著作權、版權的重要性及盜版的危害作了詳盡、深刻的分析，要而言之，有以下三點。
1、盜版嚴重侵害了原編著者、雕印者的經濟利益。這種經濟利益包括兩部分：一是編書的前期投人，即所謂“私自編輯，數(shù)載辛勤”；二是印版的巨額制作費，即所謂“今來雕板，所費浩瀚”。因此，若被其他書肆翻刻盜印，必然影響原編著者、出版者的銷售，造成“徒勞心力，枉費錢本”的慘重后果。
2、盜版嚴重損害了著作者的學術聲譽。有的著作，需要作者投人“平生精力”，而作者在學術上所達到的高度，則是一筆無法估量的精神財富和無形資產。一旦被書肆嗜利之徒翻刻，往往“竄易首尾，增損音義”，而改頭換面、移花結木的結果，必然使著作者的學術聲譽遭到損害。
3、盜版書質量低劣，嚴重損害了讀者的利益。書肆盜版的目的是“射利”，必然盡量降低成本，縮短印制周期，因而不可能做到像正版書那樣“校讎精密”。盜版書不顧質量是普遍現(xiàn)象，前面引過蘇拭給陳傳道的信，已談到了“脫誤”、“誤收他人之作”的問題。
以上三點，給著作者、刊書者（出版者）和讀者造成的重大損失，不言而喻。正是基于這些認識，當時政府部門與刊書者相配合，打擊盜版，對著作權和版權進行了理所當然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