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對歷史問題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結果，但也應該看到，德國的政治及知識精英具有強烈的自覺意識和自我批判精神
●日本有一個性格特點，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這讓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鋒芒不再，甚至成為舊秩序的俘虜
●目前國際輿論之所以在戰爭歷史觀上對日德兩國評價迥異，關鍵在于政府作為的對比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在處理歷史問題時，日本和德國態度截然不同。在敦促日本反省歷史問題的同時，塑造了日德不同歷史觀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因素也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圍繞這一話題，日本兩岸關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庚欣，同濟大學德國問題研究所教授李樂曾，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學者金嬴展開了討論。
內因外因同時作用
李樂曾：比較德國和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我想到了在德國發生的“格拉斯事件”。京特·格拉斯是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一直致力于鼓勵德國人正視侵略歷史，并因此享譽世界，被人們稱為“德國的良知”。然而，去年他在一次采訪中，竟然向媒體承認他在15歲時參加過黨衛軍沖鋒隊。盡管事情已經過去了60多年，格拉斯表示，強大的羞愧感一直困擾著他，所以他選擇向德國人坦白自己不光彩的過去。格拉斯的誠實和勇氣可嘉，但不少德國人并沒有因此原諒他。德國的重量級傳媒人費斯特公開挖苦格拉斯，稱“哪怕是他用過的老爺車，我也不會再買了”。從“格拉斯事件”中，不難看出，在德國一個人，尤其是公眾人物一旦和納粹沾了邊，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身敗名裂的厄運。
庚欣：與德國相比，日本社會還沒有形成這種對歷史反省的強大的社會氛圍。今天日本存在著一個明顯的社會矛盾：客觀上有關戰爭、軍事的國家功能及社會功能多被解除，但在主觀上，卻未在精神上建立起與客觀社會體制相適應的心理結構。這種社會矛盾的形成與戰后美國的遠東戰略有很大關系。冷戰爆發后，為了將日本塑造成反共堡壘，美國壓制反戰的進步力量，不對日本戰爭責任進行徹底清算。可以說，戰后美國的遠東戰略是今天日本少數人錯誤歷史觀形成的主要環境因素。
李樂曾：德國對歷史問題的深刻反省，在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環境作用的結果，但也應該看到，內部因素也起到了很積極的作用，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日本有著更明顯的不同。德國的政治及知識精英具有強烈的自覺意識和自我批判精神。1955年德國加入北約后，德國成為戰勝國的盟友，在歷史問題上德國面臨的壓力明顯減弱。德國一些有識之士并未因此放棄或減弱了反省，反而開始推動加強對納粹罪犯的追訴和審判，1958年的烏爾姆審判、1963年開始的奧斯維辛審判使德國全國上下陷入了一次痛苦的自省和內心拷問。
金嬴：兩位都提到日德戰爭歷史觀的差異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此我非常贊同。一味批評日本未能像德國那樣進行認罪、懺悔和賠償，其不足在于在因果關系中重視結果而輕視原因，因為日本和德國戰中、戰后的歷史經歷“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地比較和評價兩國的態度。但一味強調日德不可比，反倒凸顯了二者在主動性上、在道義上的巨大差異。
社會保守性讓日本社會缺乏批判精神
李樂曾：曾大力推動德國戰后審判的基民盟議員本達說過這樣一句話，推動審判并不是“屈服于外國的壓力，而是屈服于個人信念的壓力”。可以說，這其中宗教因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德國，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關原罪和贖罪等基本教義已為廣大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認罪－贖罪對基督徒來說是一個很自然的因果關系程序。公開認罪并在良心和道義上進行懺悔，對信奉基督教的德國人已不是一件恥辱的事情。有了這個宗教文化的基礎，德國人在承認戰爭罪行、承擔戰爭罪責時，就沒有太多的心理負擔。
庚欣：與德國等西方國家不同，東方國家對“原罪”的意識沒有那么強烈，東方國家的“恥辱文化”更有“成王敗寇”的意味，這對日本反省歷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礙。另外，也應看到，德國一戰失敗后，也曾有過因歷史悲情等被法西斯利用、重蹈戰爭覆轍的教訓。但多行不義必自斃，可能正是第二次失敗，才真正喚醒了德國人反省自我的批判精神。
李樂曾：歐洲歷史上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改革，對人的自我發現產生了重大影響。重視人的價值，強調生命的可貴，成為歐洲人文主義的核心。戰后，通過對屠殺無辜生命的戰爭罪行的揭露，德國人珍視個體生命的價值觀開始復蘇。德國人勇于承擔二戰罪責，不僅僅是要求受難者予以寬恕的具體表現，也是他們對人性回歸和重建的一種理性追求。與德國不同，日本具有以神道、大和魂和天皇崇拜等為特征的宗教文化傳統。這種國家至上、輕視個體的價值觀，嚴重地阻礙著日本對二戰罪責做出清醒和徹底的反省。
可以說，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德國國民對反省二戰歷史采取了消極甚至對抗的態度。這一狀況從60年代后半期開始發生重大轉變。隨著議會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經濟奇跡”之后，德國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現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國民對政治的興趣和參政意識明顯增強。從60年代末開始，國民對國內政治問題的討論越來越激烈，戰后出生的一代與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在價值觀念上的差距也不斷擴大。這一時期的學生運動和年輕人的“反叛”帶有明顯的代際沖突的特征，而沖突的一個焦點正是二戰歷史問題。年輕一代對他們的上一輩在二戰期間的行為和戰后處理二戰歷史的消極態度深表不滿，沖突不斷擴展，震撼了整個社會。其積極后果是越來越多的人，特別是戰后一代人把加深對二戰歷史的認識、政治上承擔德國的戰爭罪責作為自己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
可以說，德國的戰后一代通過代際沖突完成了歷史意識的自我定位，一種更具批判性和反省意識的歷史價值觀開始在具有左翼傾向的政治及知識精英中形成。60年代末隨著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成為主要執政黨，反省納粹歷史在德國的民主文化中開始產生一種建設性的作用。而在日本由于政治體制的落后，加上固有文化傳統的影響等因素，在取得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政治文化沒有出現相應的積極變化。
庚欣：在日本，戰后出生的一代沒有經歷過戰爭，在冷戰時期美國發動了一場場戰爭，這也深刻地影響了戰后一代對于戰爭這一問題的價值判斷。對照德國，可以明顯看出，日本戰后一代的確缺少了應有的一課，而這正是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除了外部因素外，這也與日本人的性格相關。日本人的性格中存在許多矛盾體的結合。例如團隊性與排他性，如同一個大家族同乘一條大船遠航，船上必須“同舟共濟”，對內“和為貴、忍為高”，對外則是完全不同的標準。這種多面性格使許多日本人對于日本軍隊在二戰中的作為認知甚少，因為這些老軍人無論在戰前或戰后，給日本國人的印象是正常、溫和的常人，不是那么殺氣騰騰的“鬼子”。現在有不少日本人怎么也不愿承認自己的長輩們，會有二戰中那么丑陋的一面。
日本還有一個性格特點，就是近代化道路的保守性。日本是世界大國中少有的幾乎未經歷過革命洗禮的特例。從明治維新開始，基本是以改良方式實現社會變革的。其后的發展也是因循了最保守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最終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戰后，日本一直是發達國家中偏于保守的一支，依附于美國的冷戰體制偏安取利，男女、等級、內外等許多舊有差別并未得到應有的改造，有些方面還不如發展中國家。像厚生大臣歧視婦女發言之類的事并不稀奇。而60年的穩定發展更為日本社會的保守性提供了溫床。許多進步知識分子鋒芒不再，甚至成為舊秩序的俘虜。這種保守性也深刻地影響了戰后一代，成為日本式發展的一種“代價”。而這也是如“慰安婦”之類問題在日本難以取得批判性共識的重要原因。深刻的歷史、社會、文化因素塑造了日德不同的歷史觀，最近被利用的“悲情意識”進一步阻礙了自我反省的進程，這都使得日本的觀念改造在短時間內難以實現。
金嬴：我認為，今天我們進行日德比較還應注重那些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從中尋找出可借鑒性。李先生提到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司法界的行動，就具有扭轉局勢的意義。自2005年起，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右翼報紙《讀賣新聞》開始轉變立場，明確反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應該說，日本媒體在靖國神社問題上的態度，對日后中日關系的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現在中日兩國學術界又在進行共同歷史研究，我認為這些事件都具有轉折性意義，我們應以積極的眼光看待歷史問題的新變化。
政府要起到關鍵作用
金嬴：目前國際輿論之所以在戰爭歷史觀上對日德兩國評價迥異，關鍵在于政府作為的對比。迄今為止，日本政府對待歷史問題的態度不能不說是消極的，這與自民黨的政治背景有很大關系，因為戰后自民黨長期一黨執政，它的很多元老都與侵略戰爭有很深的淵源。現在代表日本政府戰爭觀的最積極的發言是發表于1995年的村山講話，針對慰安婦問題的亞洲女性基金也成立于1995年。村山首相是日本左翼社會黨主席，他做出承認日本過去“殖民地統治和侵略”的發言后，自民黨內部出現了猛烈的反彈，這股力量的影響至今還在。這一點與德國不同，德國不管民間有怎樣的逆流，也無論左翼政黨還是右翼政黨執政，政府的態度是一貫的。今天，日本政府雖然也表示繼承村山講話的精神，但自民黨作為執政黨，卻不斷有高官發出相反的聲音，例如此次的慰安婦問題風波。
經濟學理論中有一個“木桶定律”，即一只木桶盛水多少，并不取決于桶壁上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塊木板。這一定律也可以類比于歷史觀問題。戰后日本社會不乏深刻反省和真誠謝罪的民間力量，但正因為政府或執政黨的那塊“木板”不長，日本的歷史“涵養”總顯得不多，國家形象也差強人意。
李樂曾：盡管本達說他“屈服于個人信仰的壓力”，實際上從本達的言論中還表露出他維護國家聲譽的動機，與納粹體制及其罪行劃不清界限的政府是不能得到國際社會普遍信任的，這將最終損害德國的國家利益。這是德國政治家的遠見，是他們在歷史問題上的高明之處。
庚欣：一些生于戰后的日本政治家，在成長過程中，未能得到正確而足夠的歷史教育，因而普遍缺乏歷史負罪感。當年德國人的反思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今天的日本很難完完全全地補上那樣的一課。問題的難點在于，我們今后不得不與這樣一代人打交道。
金嬴：日本解決歷史問題出路何在，目前恐怕沒有人能給出一張明晰的路線圖，因為變量太多，比如，日本國內的政治狀況，美國對東亞的影響力，昔日受害國之間的聯動等等。但從趨勢上，歷史問題在未來是無法回避的。因為冷戰時期，歷史問題可以“冷凍”，但今天行不通了。冷戰結束、東亞政治格局變化、受害國人民人權意識的增強、信息化社會的信息暢通，所有這些因素都要使原來被“冷凍”的問題“解凍”，使原來沉默的人不再沉默，包括美國的態度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它要促進日本與東亞和解，這一點與二戰后的歐洲形勢有相似之處。
當今日本的戰略派政治家已經深刻認識到東亞地區一體化及鄰國對自身發展的重要性，但在對解決歷史問題的緊迫性認識上，在對方法對策的考慮上，他們恐怕還沒有形成像當年德國那樣的戰略性思維，還沒有看清對于不得不做的事，早做比晚做、主動做比被動做更有效的道理。從中國的角度看，這些年中日關系雖因歷史問題一度陷入僵局，但中國政府發展中日關系的態度并沒有改變，對日本的要求也是屬于“維護底線”型的。自去年10月中日關系轉暖后，中國的態度更加明確，就是要面向未來，重在建設。因此，對日本來說，不能因為日德間的某些不可比性，忽視其中的可借鑒性。而對中國來說，不要因日本少數的偏激言辭和一時的僵硬做法，失去寬容與自信。
(來源：環球時報 2007-03-27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