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調控成績不俗
日漸成熟的宏觀調控，加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使我國經濟五年來表現出不俗的成績。
一是經濟保持高速增長，連續五年經濟增長速度超過10%。這不僅為做大經濟總量提供了“增速保障”，而且也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失業問題、最低生活保障問題和農民增收緩慢等問題奠定了“增速基礎"。
二是經濟效益持續改善，各類所有制企業的經濟效益大幅提高。同時，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國家調控經濟和轉移支付的能力得以進一步增強。
三是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明顯回升。2004年農村居民實際收入增長6.8%，2005年增長6.2%，2006年增長7.4%，2007年首季農民收入增幅達14.9%，首次超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幅。
四是經濟結構進一步優化，循環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經濟增長方式得到一定轉變。
五是節能減排取得初步成效，環境保護的約束力明顯增強，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進一步提高。
六是重視解決就業、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問題，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協調性進一步提高。
十六大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取得如此驕人的發展成績，一個關鍵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富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這必將為今后的經濟調控提供豐厚的理論與實踐經驗。
新調控面臨新挑戰
無疑，五年來的宏觀調控是卓有成效的，不少經驗可圈可點。但是，宏觀調控還面臨許多新的挑戰。
首先是如何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一方面要求宏觀調控措施和政策要科學，另一方面要形成中央與地方協同落實的體制機制。應該說，在貫徹科學發展觀、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長遠利益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認識是比較一致的。但是，在具體落實宏觀調控措施過程中，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利益沖突，進而使一些宏觀調控措施難以真正到位，比如，房價控而不下、節能減排成效有限、環境污染難以真正遏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不減等現象的存在，都是由于利益分配機制不合理而導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結果。換句話說，要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必須大力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徹底厘清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改變目前存在的“事權下放、財權上收“的現狀，進而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落實宏觀調控政策的兩個積極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上頭熱、下頭冷”的“一廂情愿”。
其次是如何在宏觀調控過程中借助好市場機制的力量，進而防止過分強調行政手段、計劃手段和中央權威而導致的“舊體制復歸"。實際上，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許多資源配置扭曲和經濟結構畸形是由于價格形成機制扭曲引起的。由于許多靠經驗和行政手段所確定的價格并沒有真正反映其資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關系，由此引導的資源流動和使用必然難以有效優化。因此，簡單地用行政方式控制物價和進行補貼，不一定就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源配置粗放和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問題，進而難以實現宏觀調控的意愿。
第三是著眼全局利益的宏觀調控如何適應中國地區之間差別大且發展不平衡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由于宏觀調控是針對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而實施的，由于經濟發展的程度不同，許多問題比如開發區過多過濫、開工項目過多、投資增長過快等多發生在發達地區，由此針對這些問題而實施的緊縮“地根“和“銀根“的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造成“東部得病，西部跟著吃藥“的問題。因此，如何實施差別性調控政策，針對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給予不同的差別性政策，是下一步調控面臨的新挑戰。
第四是如何進一步應對國際風險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進而提高宏觀調控應對國際風險的能力。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是慘痛的，我們必須從中汲取教訓，提高我們應對國際不確定因素的宏觀調控能力。隨著外貿順差越來越多、國際“熱錢“流入流出日益頻繁、外匯儲備規模越來越大，我國經濟平穩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我們必須加緊研究相應的宏觀調控對策，未雨綢繆。
第五是如何協同好經濟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關系，最大限度地減少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沖突”和“內耗”。比如，推進產業結構升級、發展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業與擴大就業之間的政策如何協調；不發達地區的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與加快當地經濟發展之間如何協調；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減少出口與如何有效發揮勞動力優勢之間如何協調；發展經濟與解決民生問題、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如何協調，等等。總之，作為一個地區發展差距如此巨大、自然資源的占有如此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未來宏觀調控的難度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也將更加艱巨。
(作者 韓保江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編輯：肖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