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胡秀英教授平易得像老祖母。在她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公室里，學生送來的各種小玩藝兒把這里裝飾得有一種家的感覺，只有香港特區政府2001年頒給胡秀英的“紫荊花勛章”讓這里顯得與眾不同。從周一到周六，她每天早上8點來到辦公室，工作到下午4點離開。她半開玩笑地說：“我每天8點，準到辦公室來。如果到了10點鐘還不見來，就一定是死在家里了。”
胡秀英說：“我是清朝人，經過三個時代。”和她聊天，會感覺她超然于三個時代的變幻，一心一意地埋首于自己研究的領域。坐在她的辦公室里，在她的標本室走過，會油然而生一種尊敬之情。
從小就和草藥結緣
1908年農歷正月元宵，江蘇省北部徐州的農村洼地，一對夫婦誕下一個女娃。女娃的兄姐中，已有三人死于臍風（即破傷風），父親怕她也不能幸免，便冒雪跑到外面的村鎮，買了防臍風的中草藥給她服用。女娃僥幸活了下來，她的名字叫胡秀英。
胡秀英四歲喪父，自幼與母親相依為命。母親下田耕作，她則送飯到田，邊讀書，邊勞作。母親雖是不識字的鄉下人，卻開通得很，不要求她裹腳。胡秀英回憶：“我的媽媽又賢慧又能干，是全村第一號能干人。”
當時有基督教教會在胡秀英的家鄉辦學，胡母帶著她前往求學，獲準留校入讀。胡秀英說：“我在基督教小學讀書，在家里吃飯、睡覺，不花多少錢。讀完4年級，我跟著鄰村一家的孩子進城讀中學，要走50里路，從早上走到下午才到，累得不得了。到了晚上我想找媽媽，媽媽不在，就哭了，所以我在那一個學校得了一個外號叫‘哭的小孩’。”胡秀英因為表現出色，獲得助學金。1926年她考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修化學及物理學學位，后轉讀生物學。
大學畢業后，大學的植物學老師把她推薦到當時擁有全國最大標本室的廣州嶺南大學。由于胡秀英一直希望能找出是什么中草藥使她沒有像其他兄姐一樣死于臍風，所以她的第一項研究就是《中國之補品》。從此，胡秀英與中草藥結下不解之緣。
1938年，經友人介紹，胡秀英帶著母親到四川成都，出任華西協和大學生物系講師。胡秀英說，在成都時，她還因為英語流利，擔任了成都國際婦女會的會長。“有美國的軍隊來，婦女會的人就聯合起來，請美國的軍官到家里吃一頓飯。”談起那段戰爭歲月，胡秀英依然記憶猶新，她說：“成都有條大河圍著城，那炸彈掉到河邊的房子上，把房子炸得干干凈凈。我的房子也被炸了，在朋友家里住了三個月。有一天，我帶著三個學生回家。母親從家里迎出來，我剛想向母親介紹他們三個，炸彈來了，我扭頭一看，一個學生已死在旁邊。”
在成都教學期間，胡秀英多次帶學生上川西雪山采藥。有一天，她在重慶九峰山發現一棵長著小紅果，綠葉，高3丈的植物，疑是冬青（后證實非冬青）。結果她帶著標本到重慶中國科學院標本館做了3個月研究，其后寫下300篇有關冬青的論文，并發表了《成都植物名錄》和《成都生草藥用植物之研究》。這項工作受到在美國有“植物分類之父”之稱的哈佛大學 E. D. Merrill博士的贊賞，于是，哈佛為胡秀英頒發了獎學金。
三年讀完哈佛博士
1945年胡秀英正式獲哈佛大學錄取，一提起這個經歷，胡秀英笑著說：“哎呀，真是神的恩典！給了全額的獎學金。我念哈佛大學沒花一個錢。全世界最好的大學，念了三年，沒花一個錢！”
胡秀英在哈佛大學女子書院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不分晝夜繼續中國冬青的研究，她是當時在美國唯一研究中國冬青的研究員。在原先有關冬青的300篇論文基礎上，她又陸續發表了300篇論文，尚未畢業，她的論文集就由哈佛大學出版了。1949年，胡秀英獲頒授博士學位和哈佛大學優秀學生獎，從此成為冬青專家，在國際植物學界得“Holly Hu”之稱——Holly是冬青的英文名字。胡秀英說：“那時我四十歲了，想回中國做點事，所以書念得相當快。三年拿到博士，哈佛大學以前沒有這個紀錄。”
畢業后，胡秀英非常想回國，可是時局變化難以成行，她就留在哈佛大學的安諾樹木園從事研究工作。她說：“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不準回國，沒辦法。當時哈佛給了我一個工作，是做中國的植物。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只做中國的東西，不做外國的東西。”胡秀英一邊工作，一邊做研究。她對植物的著迷程度遠遠超過常人，經常整夜工作卻不以為苦。她說：“中國人在哈佛大學工作不容易，若做得不如美國人，他們看不起你；若比美國人做得好，他們妒忌你。”
在哈佛那些年，胡秀英忙得幾乎沒時間交朋友。但幸運的是，在這里她遇到了后來成為她丈夫的徐明遠。徐明遠是個醫生，曾經留學英國，當時在哈佛醫學院工作。因為結婚晚，又忙于事業，胡秀英沒有生孩子。
1957年，胡秀英獲得美國科學成就獎。但她始終認為，“美國不是我們中國人住的地方。我不喜歡住在美國。”胡秀英一心想為中國植物學做更多的工作。由于自己從中國農村到世界最優秀的學府工作，胡秀英深知求學機會難得，因此屢屢提攜后輩，她曾自己出錢安置多名年輕中國植物學者到哈佛大學深造，熱心栽培，傾囊相授。
回到香港，制成“三冬茶”
1968年，胡秀英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任高級講師。走之前，胡秀英對她哈佛的上司說了謊。“我要去香港。”“你去香港做什么？”“采標本。”胡秀英就這么到了香港。“禮拜一二三四教書，禮拜五六日采標本。我采了2.4萬套標本，建設了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植物標本室，這里所有的書籍也都是我本人的，都給了中文大學。這個標本館就是我的實驗室。
在香港，提到胡秀英，人們更念念不忘的是她發明的“三冬茶”。上世紀70年代，胡秀英促成了“中藥研究中心”的建立，她也成了“三冬茶”研究計劃的顧問。中國人喜歡喝涼茶，香港人更是離不開涼茶。而“三冬茶”內含有三種冬青科植物，能對抗傳染病感染，讓傳統的涼茶突破了傳統，造福百姓。胡秀英介紹說：“因為只有冬青在冬天可以生活，所以大家相信能在寒冷的天氣生活的植物就可以治病。我研究用三種冬青做涼茶，把研究的結果做出來，向政府注冊，只有從政府拿到執照才能做，這個‘三冬茶’的執照賣了100萬元，給崇基學院做獎學金，我心里舒服。”
胡秀英還告訴記者，冬青在歐洲和美國根本不會食用，外國人圣誕節的圣誕樹就是冬青，只有中國人把它做茶，這也是中國人的聰明之處。
背著行囊，足跡遍天下
在植物學界，人們稱胡秀英是“百草婆婆”、“涼茶專家”、“會走路的植物百科全書”。“植物學是一門有趣味、有魔力的冷門科學，從事植物學研究的人，第一要有使命感，其次要有健康的身體、堅強的意志以及優秀的品格。”這是胡秀英認為一個植物學家應有的情操。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全球只有7位從事野外采摘的女植物學家，胡秀英便是其中一員，每天背著背囊，翻山涉水，喝的水都變成汗，但她樂此不疲。胡秀英不但親自到野外采集植物標本，還訪問了歐洲、南北美洲、大洋洲及亞洲的大植物標本館，查看中國植物標本。
在香港任教時，她課余踏遍香港山頭，為香港植物留下了珍貴的記錄。1975年在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之后，胡秀英以不支薪的方式繼續她的研究工作，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植物標本室就是她的工作據點，她每天到野外采集，壓標本，寫作，從無間斷。胡秀英介紹自己的工作習慣：“我不帶水，吃的帶一點，也不帶多少，吃飽喝足做一天。要到山上去，工作累了就回來。回來還不算完，采標本后要壓起來，壓完后還要封起來，要烘干，訂起來放在標本館里。所以回來還是有很多事。不容易，沒有很多人愿意做這些事。”
胡秀英樂在其中，她笑著說：“高山、海邊、湖邊，香港沒有我沒去過的地方。年輕的時候有力氣。”其實，她所說的“年輕的時候”已經是“退休的時候”了。退休后，胡秀英的足跡遠至墨西哥、澳大利亞、新西蘭、韓國、泰國、印度、意大利、瑞士、比利時、英國等地。上世紀80年代初，胡秀英到內地9所大學巡回講學，她走了1.6萬多里路。
胡秀英講話中氣十足，始終面帶微笑。她說自己是運動家，喜歡玩，“爬山和打球是強項。打棒球我接球，打棍球我是領隊，凡是玩的都有我。”問起她的養生之道，她報以一笑：“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放松，做不到的不要老放在腦子里。”她的生活十分簡樸，家中洗過東西的水要拿去花園澆花，紙張定要寫滿。而她節省下來的錢，大多捐給學校、慈善機構。她是窮苦人家出身，一直靠獎學金讀書，如今看到后輩有機會受益于獎學金，她很快樂。（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