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衛報》3月20日報道，世界人口正以更快的速度進行城市化擴張。到2050年時，城市人口預計將超過45億，那時若我們不對城市基礎設施進行“智能化”，日常生活將很大程度上陷入停滯。

那么目前我們可為“智能城市”建設的促進做些什么呢？在《衛報》近期與巴克萊銀行、Bird & Bird法律事務所以及思科公司主辦的線上現場問答環節中，這一問題成為了討論焦點。6位專家就網民提問進行回答，他們是Bird & Bird法律事務所合伙人羅納德·亨德里克斯，巴克萊金融專家約翰·瓊斯，思科公司創新戰略管理部主任加雷斯·麥克諾頓，哈克設計研究（Haque Design + Research）主任烏斯曼·哈克，生態封存信托基金（Ecological Sequestration Trust）主管、可持續發展研究所主席彼得·海德，英國技術戰略委員會(Technology Strategy Board)可持續性部門主管理查德·米勒。

討論由一位網民的提問開始：“智能城市的定義是什么？”海德認為智能化在于為正確決策提供工具，而未必在于智能科技本身。哈克也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價值持謹慎態度，“我認為智能化存在于擴大的人類交流與創造之中。”因此對他而言，更重要的是“智能公民”而非智能城市。另有人提問說：“為什么許多城市規劃師著眼于最新技術及技術障礙的投資花費？” 米勒回答說“小型靈活的合伙人需要具備提供‘智能想法’的能力”，實事求是十分重要，沒有城市會支持缺乏經驗的中小企業或新興公司，它們需要的是“具有想象力的整合者”，也就是說，能夠整合小型創新企業的機構或個人。

專家組提出還有其他可促進智能城市發展的方法。其一就是預先落實優勢。海德指出：“引入新想法很困難，除非你能夠提前展示出它們的收益。”他建議獨立的“資源及經濟模型”是打造“實證”案例的最佳手段。其次是重視強有力的推動力——領導力。麥克諾頓說：“我們擁有技術和創新的建造方式，但常常缺乏能夠整合不同管理環節、預算、利益關系又能加強合作的領導者。”

專家們接著討論了“誰來買單”的問題。米勒注意到大多數城市政府“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資”，但缺少資金。問題又轉到金融界身上。投資者們在尋找什么？他從社會效應投資（impact investment）身上看到一線希望；也就是說，風險由公共部門（風險更高）和財政部門（風險水平適中）共同承擔。瓊斯認為“適當分配”風險很有道理。“分配”項目相當于分散資本總開支，這也是一種潛在的解決辦法。亨德克里斯進一步給出可選方案，極力推崇社區基礎設施征稅以及“稅收增額融資制度”。經調整的融資工具可做為另一選擇，他舉出能源服務公司項目中的福費廷融資方式用以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