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于監控恐慌的反應同樣讓人無可奈何，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為一個數字：007。英國人對于間諜活動保持著一種近乎浪漫的看法——或者說至少他們不認為對于英國的民主和個人自由來說這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威脅。

“在英國，我們把間諜都想象成詹姆斯·邦德，通常我們都會對間諜行為抱著同情的態度。”麥克·哈利斯說，他是查禁目錄的宣傳主管——一個在倫敦的倡導言論自由的組織。

幾十年的北愛爾蘭“問題”，更主要的是最近本土興起的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的威脅使得監控行為獲得了廣泛的支持。“除非你讀衛報”——這家倫敦報紙給斯諾登泄密做了專題報道——“否則就會覺得這里關于對國安局監聽歐洲的指控沒什么興趣。”羅勃·普理查德——皇家聯合服務研究所的外籍院士——說，“我想說一半人其實都不關心，剩下的人有相當一部分認為政府做的很對。”

但是公眾對于監控行為的接受度不代表不需要作出任何改變。“拖網捕數據”的規模正在危害這些行為的正當性，哈利斯說，他注意到這些機構不僅僅是在監控少數的人，而是成千上萬的人。他想看到“以一種公開的、民主的方式”并精確瞄準目標的監控行為。

大衛·勞，利物浦約翰莫瑞斯大學法律與反恐主義的講師，同意這個觀點。他認為監聽默克爾的手機“玩得太過了”，“這整個一連串事件顯示出了國際法的不足以及需要在這些方面做出更好的國際協商”。

這樣過分鼓吹自身爭議性的言論不會動搖太多人。但是在國安局文件中顯示出來的關于大面積信息收集能力以及“我們能做，那為什么不做”的社會思潮——如果不加注意的話——可能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包括從對谷歌這樣的美國互聯網巨頭的國際接受度到言論自由、開放的互聯網等價值傳播的前景。

“美國真正的網絡實力不是國安局或者網絡司令部，而是它的公司、藝術家和公民，是他們創造了互聯網并賦予它商業價值與內容。”杰森·希利說。他是前白宮網絡安全顧問，現在是華盛頓大西洋理事會網絡治國倡議會的總管。“但是這些網絡力量正受到不受控制的在線間諜活動的威脅。”

但在這同時，其他人也警告不要忘記這幾十年加強的情報合作使大西洋雙邊都更加安全了。“歐洲人有理由對這些事感到憤怒。”波士頓大學的勞倫斯說，“但是這種憤怒也要有個限度，因為我們是在想辦法讓每個人都更安全。”

沒人會期待美國或者其他任何人對這個古老的情報總是試探這個國家的意圖避而不談——即使是友好地試探。但是也許在未來能夠放棄監聽友好國家領導人的電話，這樣就不會讓這些行為使我們從尋找更為重要的國際情報中分心了。以類似的方式，再過幾個月可能就會知道在服務于安全與個人自由利益的盟國之間是否能形成共同的“行為準則”了。

（來源：中國日報網 信蓮 編輯：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