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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一個雪天，她、周文芬和村里另一個女人手拉手下山，結果三個人一起滾出去好遠。后來再遇到下雪天，她們會在前一天晚上就去孫家灣的親戚家住，這樣方便坐船。

而高從芬則“沒這個福分”，她住在離孫家灣更遠的鄭家河村。從2000年開始，她和丈夫老董就出門賣血。到了那天，他們得一早把豬喂飽，再把牛拴在山上。

同時，去抽血也需要在人前遮遮掩掩。“去之前也怕人說。可考慮到缺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先抽了再說。”這個51歲的中年婦女無奈地說。

那時，兒子剛上高中，家里的房子也搖搖欲墜。她跟老董到血漿站時，發現院子里都是排隊的人。一直等到半夜，他們才輪上。

看著“那針跟給豬打針的針一樣粗”，高從芬還沒開始抽，就覺得有點發暈。

大約半小時后，從她身體里抽出來的血漿，被放在一個小推車里，推到另一個房間。而還有些發暈的高從芬，起身去發放營養費的窗口，簽名領到83元錢。

她身體的不適感也隨之消失，因為“錢拿到手了，就只顧著高興了”。而丈夫老董則抱怨采血的機器太不懂得體恤人：“日他個媽，那個機器準得很，一斤二兩的袋子，差眼淚個兒那么大一滴都不行，非要給你抽夠才行。”

“他們都是遭罪的人！”

高從芬的娘家就在楊家溝村。有關她這些年“賣血供兒子讀書”的事，周文芬等這些娘家人并不陌生。方圓幾十里內的抽血者，她們差不多能一一道來。畢竟，大家常坐同一條船，做同樣的事情。

在往孫家灣跑了半年后，附近抽血的人越來越多，在“血頭”的帶領下，30多人決定包船。每隔一周的周一，這條船就會從距高從芬家不遠的韓家洲出發，裝著一船人，直奔血漿站。

在漢水流經的鄖縣縣城上下游河段，就有了這3條在特定的時間被人稱為“血船”的船。在固定的時間，它們載著一批相對固定的特殊乘客，往返于起點與終點。其他數千名供血漿者，則通過血漿站專門購置的班車或是其他方式，往返于城鄉之間。

“扎著怕痛，不扎又不得過日子。”指著臂彎處大小不一的針眼，高從芬反問道，“你說日子要是過得好端端的，誰會去受這個罪？”

兒子上大學每年學費就得5000元，從高中起，他的學費和生活費，大多靠老兩口抽血。她原本以為，兒子大學畢業工作后，她就可以不再“受這個罪”了。

可一切都非這個鄉下女人所能預料。兒子不僅很長時間沒找到工作，而且后來還被同學騙進一個傳銷窩點。

對方打來電話，要他們交3000塊錢贖人。“你現在就是啃他骨頭吃他肉，我也沒辦法。”高從芬告訴對方，“我們身上連血都沒了，別說是錢。”

“她們都是遭難的人。”老謝說。

十年來，河水或洶涌激蕩，或靜靜流淌，作為這河段上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唯獨這條船風雨不變，給大河兩岸的山里人，帶來不少方便。老謝也成了人們口中的“好人”。

爬過3個小山頭，穿過山頂的松樹林、山腳下的稻田和河灘上的玉米地，周文芬等人終于趕到了河邊。這時天色微亮，剛好6點。

“等等她們吧！”劉開連對老謝說。同村另外4個抽血的女人，還走在半山腰上。

“這些人都是搞那個的。”一個過河的女人對身邊的女人嘀咕道。柴油機轟鳴，對方沒聽清楚，說話的女人用胳膊肘拐了她一下，同時斜了斜眼睛瞅著劉開連她們，壓低嗓門兒說，“賣血的！”

差不多10分鐘后，船開了，10個乘客，7個是去“搞那個的”。

等船的間隙，劉開連掏出包里的一根黃瓜對桂芳說：“到時候我們仨分著吃了，心里會舒服點。”她告訴這個第一次來抽血的女人，長期抽血的人，出門前會帶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蘋果，還有人會帶自家曬的紅薯條。

船至油坊溝碼頭，背著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頓時塞滿了船艙。

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濕又涼。進城走親戚的一位中年婦女拉開艙門，探頭看了一眼又縮回身來。“都是些賣血的。”她嘟囔道，臉上明顯不悅。

“生活怎么辦？總得搞錢吧？”

船艙逼仄而空氣污濁。周文芬想鉆出艙透氣，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來，她不敢淋雨，只好鉆了回去。

這一船人里，有30來個是“搞那個的”，每人進城收3塊，返程收1塊。價格是“血頭”跟老謝講的，“血頭”坐船時，老謝不收錢。

“我咋敢跟血頭要錢，他要是帶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兒裝人？”這筆賬，老謝算得很清楚。

47歲的龔傳海便享受著免費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圓幾十里有名的“血頭”，每次都在油坊溝碼頭上船。

與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間接介紹的。每介紹一個新人，采三次血漿后，血站會給龔傳海20元“勞心費”。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漿，介紹人會提成一塊錢。表現好的介紹人，在年底還會有獎勵。去年，龔傳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漿站獎給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龔傳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紹下去的血漿站。那是2000年，他連續去了三次，但都沒“抽血”，“總感覺丟人”。

可家里每年上繳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頭，地里收的糧食全賣了也不夠。家里不僅沒糧可吃，還得花一大筆錢給妻子做手術。

第四次去血漿站后，龔傳海決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獻血漿”而非“賣血漿”。這個方圓幾個村子里最早“搞那個的”人，聽到別人說“賣血漿”，往往不高興，并且會聲明“我們這是獻血漿”。

同樣不高興的，還有血漿站站長李光成。

“我只要聽到‘賣血漿’，心里就老不高興。”他強調，“人家的奉獻遠遠不止100多塊錢。”這位站長要求他的護士，在采集完血漿后，不能將血漿袋隨手扔在臺子上，“這樣會給人家造成心理創傷”。他還建議護士最好雙手輕輕放下袋子，最后還要向供血漿者說一聲感謝。

在李光成看來，“獻血漿”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們眼中，是種“難以接受的行為”。

“狗日的，肯定賣血去了，血賣了賣油，油賣了賣骨頭。”看見龔傳海回來，村里一位老人隨口罵道。

早期，血漿站曾獎勵過龔傳海一副對聯和門畫，但他不敢往門上貼。上中學的兒子，曾勸他別獻了。

“生活怎么辦？總得搞錢吧？”他把兒子給噎了回去。

每次進城，龔傳海都會換一身稍新的干凈衣服，回來后，妻子會給他燉碗雞蛋糕，或是煮個雞蛋，他還會喝一杯黃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組，已有幾十個人找過龔傳海，希望他介紹他們去獻血漿。有些身體不合格的，還試圖找他去疏通關系。

“沒錢使嘛，你不獻？總不能坐吃山空吧？”龔傳海說，村民們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閑坐著也是坐著，獻了還有100多塊錢。”

偶爾，這個“血頭”也會一聲嘆息，他發現，村子里有手藝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沒什么手藝，“只能做這兩頭不見天的事”。

但他時常也會安慰自己，“現在日子總算好過了”，因為在他出生前后，他們家經常需要到處討飯吃。坐在23年前結婚時蓋的土房里，他會與家人一起“憶苦思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