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

基于“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和基于意識形態的政治劃線，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的基本面。這同樣體現于美國對“西藏問題”、“新疆問題”的決策。

70年代，美國需要集中力量對蘇聯搞冷戰，需要從越戰泥潭中脫身，對此中國的態度至關重要，而達賴集團不僅用處不大，相反還嚴重影響中美關系的改善。此時利益考量占了上風。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后，美國大幅減少對達賴集團的經濟和軍事支持，繼1965年中情局停止對盤據在尼泊爾王國木斯塘地區的達賴集團主要軍事力量的空投后，1974年更聽任尼泊爾政府軍對這股力量予以殲滅。達賴集團一度在國際上形同棄兒，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不得不把“西藏獨立”的旗號改換為“中間道路”，走上“大藏區高度自治”的“曲線藏獨”道路。達賴對美國行事方式心知肚明，他在其《自傳》中多次埋怨“美國政府卷入西藏事務并不是為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戰術需要”。

1989年3月5日拉薩發生大規模騷亂事件，接著北京發生“六四”事件，此后國際上相繼發生蘇東劇變，此時美國強烈感覺，對于搞亂、遏制社會主義中國來說，達賴還是大有利用價值的。于是1989年10月，作為懲罰中國的一項措施，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及時落到達賴頭頂上，1991年美國總統第一次接見達賴，由此開西方國家首腦人物會見達賴的惡劣先例。“達賴股”在西方突然大幅升值，西方社會一般民眾知道人世間有個達賴的存在，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受此鼓舞，達賴宣稱“三年內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獨立國家”，“不和一個即將垮臺的中國政權談判”。令美國和達賴遺憾的是，這一希望的破滅和它的到來一樣快。

2008年西方看準中國成功舉辦北京奧運會的急切心情，認為又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來了。先是2007年美國把只有為美國作出過巨大貢獻的人才能獲得“國會金獎”高調授予達賴；繼而2008年達賴集團一手制造了拉薩“3·14”打砸搶燒暴力事件；然后是西方一些國家相繼發生暴力攔截奧運火炬傳遞事件；與此同時，西方領導人以集體抵制北京奧運會開幕式威脅、羞辱中國，壓中國政府對達賴集團作出政治上的讓步。只是由于西藏局面迅速恢復正常，全中國人民和全球華僑華人群起發聲支持中國政府，強烈反對達賴集團和CNN等西方媒體辱華事件，西方才沒敢把事情做絕。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快速的發展使西方陷入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誰都希望搭上中國這趟快車，盡可能從中國的發展中獲取利益，特別是從經濟、金融危機的泥潭中拔出腿來；另一方面，又由于害怕中國打破西方主導制定的國際游戲規則和利益格局而恐懼和焦慮，竭力利用一切機會遏制中國，并始終存有利用中國多民族的國情使中國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走向分裂的“愿景”。所以人們看到某些規律性現象：當中國平穩發展時，西方領導人登門示好唯恐落后，而西藏、新疆一旦發生一點兒事，這些人立即翻臉不認人，惡言相加，同樣唯恐落后，當然這并不妨礙西藏、新疆恢復常態時，他們的憤怒馬上又轉回到溫和，態度轉換之快速，往往達到匪夷所思程度。

某些國家新領導人上臺時，一定要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會見達賴，然后又私下向中國保證不會再有這樣的會見發生，爭取兩國關系“轉圜”，此后便是率領一個龐大的商貿代表團訪華，獲取商業利益，下一屆領導人上臺周而復始。當某些國家違背國際關系準則的行為遭到中國反擊時，其政府、議會、法院以“三權”分立、互不管轄為由互相踢皮球；幾個國家領導人在一個時期內先后會見達賴，形成多層次的壓力分擔“共犯機制”。

對付“實用主義”，完全靠說理是不行的。只有當“實用主義”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實用”，才有改變的可能。也就是說，只有當西方感到“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已經不再具有特殊利用價值，其無理干涉才會消減，而要達到這一點無疑還需要假以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