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真實的“香格里拉”神話

由于西藏高寒閉封的地理環(huán)境和不同歷史時期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社會迄今對西藏缺少客觀全面的了解。西方社會對西藏有限的模糊印象，首先來自早期歐洲形形色色的傳教士、探險家、勘探者等等。由于西方進入工業(yè)社會后矛盾叢生，其固有精神支柱已經難以滿足人們精神、信仰上的需要，一些較早與西藏有過不同程度接觸或者根本沒有接觸的人們在對西藏山川的壯美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示贊美的同時，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把西藏想像成一片未受現(xiàn)代文明污染、沒有戰(zhàn)爭、沒有饑餓和犯罪、富有神秘主義的古老智慧而與世隔絕的國度。

1933年出版的詹姆士·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虛構出一群偶然來到“香格里拉”這個佛教社會的白種人故事，“這里每個人的生活都被瑞祥與幸福所灌滿”的描述促使更多西方人把藏區(qū)想象成為一個世外桃源，使“香格里拉”成為經濟危機中西方人“心靈的止痛藥”。甚至納粹德國也試圖從這里找到可以統(tǒng)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一個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納粹分子受命前往西藏與上層建立聯(lián)系，此人從1946年起給十四世達賴充當政治顧問和英文教師，直到1951年才逃離西藏。在其《西藏七年》一書和相關采訪中，把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下的西藏描述為“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凈土”、“我們西方人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遺失的東西在這個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1997年好萊塢把這本書改編為電影，不僅掩蓋了作者的納粹身份，而且捏造情節(jié)否認西藏歷史上就是中國一部分，把和平解放歪曲為“中國入侵西藏”，蓄意誤導西方公眾。

1959年達賴集團武裝叛亂失敗后，一批藏人流亡國外，特別是1989年后戴有諾貝爾和平獎桂冠的達賴本人頻繁出現(xiàn)于西方公眾面前，許多人以為這回終于見到真實的“西藏”。盡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開了大門，但西方對西藏的科學而不帶偏見的研究仍然極為罕見，相反，好萊塢式的公關宣傳使更多人淪為香格里拉神話和達賴政治謊言的囚徒。

長期流亡生活的磨煉使此時的達賴對西方政治游戲規(guī)則和媒體運用技巧爛熟于胸，加上西方各種勢力的刻意編造和炒作，使得本來就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缺乏認識的公眾普遍形成一種印象：西藏是一個神秘的、宗教的、和平的國度，達賴是一個具有高尚人格、慈悲心懷的半人半神式宗教首領，是萬惡的中國人占領了西藏，趕走了達賴，破壞了西藏的美好、幸福、寧靜。

這種認識同西方傳統(tǒng)上的優(yōu)越感結合，使西方社會不僅在政治上幾乎一面倒傾向于達賴，而且在所有涉藏問題上變得情緒化，包括反對西藏的任何發(fā)展，所有道路、礦業(yè)、水利、城市建設及民生改善，都被視為中國人對西藏傳統(tǒng)文化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蓄意破壞，只要達賴沒有回到西藏恢復其舊有權力，中國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惡的。近年來，筆者多次遇到西方記者當面指責中國政府幫助西藏農牧民改善居住條件是蓄意限制藏人游牧自由，破壞他們的游牧傳統(tǒng)文化。筆者的回答是：且不說這種指責完全沒有事實根據(jù)，眾所周知，人類的發(fā)展從游牧到農業(yè)定居，再到現(xiàn)代城市，這是一種進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著現(xiàn)代城市、現(xiàn)代文化的生活，卻要求我們的藏胞過那種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缺少學校和醫(yī)院的游牧生活，是完全違反人權的。你們自己可以先退回到游牧生活試試！”

在西方社會的政府、議會、媒體、社團、公眾等層次中，政府、議會、媒體要對公眾在涉藏涉疆問題上錯誤觀念的形成、對有關國家與中國關系的階段性惡化負主要責任。但是，公眾中這種錯誤觀念一旦形成，就會以“民意”的形式反過來通過議會、媒體對政府施政形成壓力。這就造成一些西方國家首腦明知會見達賴將招致中國的強烈反對，有損于本國利益，而為了選票仍然不得不制造各種借口會見達賴，乃至發(fā)生西班牙法官借起訴中國領導人討好“民意”的丑劇。但是，仍然要指出，在更多情況下，這種“民意”充當著西方領導人搪塞中國的現(xiàn)成借口。在中國的世界分量日益加重條件下，西方一些國家如果不能下決心跳出這種惡性循環(huán)，受害的最終還是自己，而且受害程度將越來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