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霸權國家往往以“民主”為由遏制中國的國家發展權利，如果我們將這種指責放入國際通用的語境中分析，就會發現，正是這些霸權國家扮演著反民主先鋒的角色，而中國則對國際民主原則有著最強烈的訴求。比如“自由貿易”是國際民主的基本原則，這也是中國目前與西方大國經濟合作時最需要維護的基本權利。
在一般情況下，中國與西方霸權國家的貿易可以正常進行，但當這種貿易涉及戰略產業的時，這個原則就會在霸權國家那里變的一錢不值，他們就會不惜動用非民主的特別手段阻止這種貿易的繼續。再比如，“海上通道使用自由”，也是國際民主的基本原則，但恰恰是美國而不是中國，以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控制著世界主要海上通道，扮演國際海上警察的角色。主權平等，更是當代國際民主的最基本的原則，但正是自稱“民主”國家的美國，一方面承認中國在臺灣的主權，同時又向臺灣地區輸送武器并以此阻止中國主權的統一；同樣還是美國，在沒有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以反恐為由悍然打擊伊拉克并巔覆其民選政府。
再說“民族主義”。現在不少學者從維護“民主主義”的立場批評“民族主義”，并將二者對立起來。其實，在近現代通用語境中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是不可分割的孿生概念，近代史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是與時俱生的孿生兄弟。
民族主義的核心概念是“民族自決權”，它是“人權”的集合概念。這是20世紀初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的國際民主體系中的重要概念。理論上講，民主的，必然就是民族的。因為普遍的國際民主價值是以一個個鮮活的民族個性存在和發展為前提的，當民族自決權升華為其最高政治形式即國家主權，其間的個體人權也就讓渡給與國家主權相適應的公民權時，民族自決權也就在其民主權利實現后隨之消亡，“民族”在其自覺選擇的國家中就蛻變為一種文化形式。
這時，民族性也演變為國家的個性。“民族”與“國家”，在英文National 一詞的表面意義上是合二為一的，但實際上是有先民族后國家的遞進式蛻變關系的。西方國家就是沿著“民族—國家”的道路，通過反封建斗爭發展而來，東方國家在這條道路上不僅有反封建而且還有反西方殖民壓迫的內容。所以，在現代語境中，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同時也一定是強烈的民主主義者。
同一語境下反觀中國，就會發現，今天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既是一個追求國際民主的過程，更是一個是宣示中華民族個性的過程。中國捍衛國際法賦予中國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談不上對誰構成“威脅”。中國曾與麥道合作制造大飛機，在麥道被兼并之前雙方合作的很好，我們很滿意。但當雙方合作進入關鍵技術領域時，美國CIA就開始插手，他們要求麥道與波音立即合并。其時，按自由貿易原則，中國與麥道合作本無可厚非，按商業利益原則，麥道經營得也很好。但到關鍵技術環節，而這種技術又涉及到美國的戰略利益的時候，美國CIA就不答應了。 這是還小事，如果是大事，我相信美國軍隊就會直接插手。
前陣聽說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收購美國尤尼科石油公司的新聞，我心里不喜反憂，因為我們在海外利益上，與西方大國比，幾乎沒有什么自衛能力。今天那些相信自由貿易原則高于國家戰略原則的人，真有些烏托邦式的天真。對西方國家，尤其對美國而言，只要影響了它們國家的戰略利益，其軍方或CIA就會出面阻止。即使他們不阻止，在美國掌握著整個國際海運通道的現實情況下，中國根本不能保證來自海外的中國利益。
因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崛起尚處在自衛而非進攻階段，而且還是處在自衛力非常弱的階段。而在現代法權語境中的自衛權，是國際法賦予主權國家的民主權利。因而，中國自衛，尤其是中國在臺灣主權問題上的自衛，根本不是對誰的“威脅”，而是一種針對國際霸權的，因而是民族的民主權利的國際申訴。在這方面，中國實際上擁有巨大的道義優勢，得道者多助，我們要學會用西方人可以理解的法權語境來申訴和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形成有利于在國際間說明中國國家利益的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