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畢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強烈反對———“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美國生活方式、打擊民族工業”，種種聲音一起向上海市政府壓來。
可口可樂不得不放棄上海，改為在北京建廠。北京方面幾經周折，裝瓶廠廠址最終選在了北京五里甸的中糧油下屬北京分公司的一個烤鴨廠里。廠房也只有一間，是烤鴨廠給騰出來的。
雙方當時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萬美元購買濃縮汁，其他生產線全是可口可樂免費送給。可口可樂方面起初預計投資60萬美元，最后建廠花了將近100萬美元。佟志廣說：“可口可樂進入中國是引進外資的開端。但是，當時是以完完全全內資企業的形式運作的。真正引進外資還不敢想。”
當時的條件十分艱苦。趙仲彬介紹說，由于地方偏僻，當時北京可口可樂廠面臨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水質？因為地處偏僻，當地只能取到井水。佟志廣也說，自己一直有個疑問——可口可樂總部在美國亞特蘭大，它在全國各地的廠家都是購買濃縮汁后要自己加水加料來生產最終的可口可樂，但是各地的水質差別很大，如何保證制作出來的可口可樂是一個味道？
在現場，佟志廣見到了可口可樂的“秘密武器”——可口可樂公司專用的凈化水設備。這臺設備不大，但是技術含量很高。主要是對水進行過濾，以使其成分完全符合可口可樂用水的要求。佟志廣還有一個疑問，這個井水過濾后味道能對嗎？后來造出來之后，他喝了幾口，感覺和在美國喝的還真一個味道。
反可樂風潮
事情一開始是非常好的，但是后來很快出現了不同的意見。可口可樂在北京設廠的事發生以后，一位老同志發話了：“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要求中糧對此作出解釋。
為此，中糧公司專門寫了報告，闡述了以下5點理由：1.可口可樂是飲料，有名氣是因為銷售的成功。特別是美國人到世界各地都喝這種東西，改革開放外國人來得多了，成為一種必備的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2.可口可樂里用了我們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里面。3.我們尚未掌握軟飲料生產裝罐裝瓶技術，引進這套設施，有助于技術進步。4.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汁，但是我們的利潤要比這30萬美元多出2到3倍。5.我們僅限其在北京設廠，不在其他地方設廠，也是對其有控制的。國家在政策上規定，可口可樂生產量不能超過中國飲料總產量的5％、建廠前辦理審批手續等。通過這番解釋，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
當時為什么給可口可樂限制呢？佟志廣介紹說，對它的產量進行控制，一是怕可口可樂影響我們的軟飲料發展。另一方面，這種限制也是一種保護，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廣承認，盡管在美國工作多年，思想不算保守，但是當時自己對可口可樂也有警惕之心。現可口可樂（中國）飲料有限公司副總裁趙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大陸生活，回憶起當年也是啞然失笑：“當時走在路上總要回頭，害怕身邊的行人里就有大陸的便衣，因為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這樣的。”
北京裝瓶廠投產后，可口可樂又在計劃開更多的廠。第二個廠址選在了深圳，可口可樂公司開出的條件是：提供每分鐘500瓶的裝瓶線，價款的50％為無償贈送，另50％價款由進口可口可樂公司濃縮液補償。起初廣東省領導支持在深圳設廠，后又改為廣州。
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1982年初去廣州簽署有關協議前，廣州也出現了“反可口可樂潮”。此時正值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他們要求“慎重”并且推遲簽字。而此時，中央有關部門已經批準哈利及其專機的入境簽證，將按期在北京入境，并第二天轉赴廣州。緊急情況下，時任外經貿部部長代表的王品清請示國務院領導，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指示“按原計劃進行”。王品清親自去機場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團，廣州廠最終于1983年投產。
有了前兩個廠的基礎，準備在上海建第三個廠就比較順利了。上海廠建成投產后，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前去參觀并題詞。
中國現代市場首次賣場促銷活動
后來有人說，可口可樂的老總在進入中國時曾說過十年內不打算盈利，這種耐心是日后成功的關鍵。實際上，可口可樂方面當時并不滿足于這種過慢的發展速度。但是中國的復雜情況讓他們始料不及。
